北京大妞在香港

        2010年8月23號對每個香港人來說都是一個黑暗的日子，菲律賓馬尼拉，一輛旅游大巴被菲律賓曾經的十佳警察門多薩手持M16劫持，以車上二十多名港人的性命來要挾政府重新處理他被解職的案件。這場突發(fā)性事件最后以港人十死五傷悲劇收場，十余條香港人性命成了菲律賓內部矛盾的犧牲品，8月24日香港政府機構下半旗致哀。
        此時此刻，錢包里依然躺著一張香港身份證的我在北京陷入了深深的悲痛，香港人對于旅游的熱愛全世界出名，泰國政變的時候，紅衫軍霸占機場，香港旅游警報上升到紅色，但依然有港人選擇出游，只因為行程是幾個月前就定好的，嚴格遵循時間觀念的他們絕不會因為潛在的危險而改變行程，更不會接連打亂一定計劃。而這次菲律賓人質事件發(fā)生在8月下旬，正是孩子開學前最后的狂歡，每每想到一家?guī)卓跉g天喜地敲定行程，最后卻命喪異鄉(xiāng)，我就唏噓不已。在這個城市一年的生活經歷，讓我對香港充滿了復雜的感情，和年幼時錄像帶里看見的白天高樓林立晚上刀光劍影的香港有所不同，這座城市更加獨立而疏離，百年里，它在英國跟中國兩大敘事板塊的夾擊下，拼命在構建自己的歷史，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它既沒有全盤西化，也跟中國傳統(tǒng)文化保持了距離，在香江兩岸形成了一條獨特的風景線。
        選擇去香港，是為了逃避北京一成不變的生活。即將結束大學生涯時，我像每個80后一樣陷入了對未來的迷茫，究竟是專職寫作，還是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我始終權衡不出一個答案。但十幾年忙碌的學生生涯突然松懈下來，可以一覺睡到中午的生活繼續(xù)了一個月后，我并沒有感到放松，而是產生了質疑，這種毫無規(guī)律跟節(jié)制的生活，是否是我想要？
        繼續(xù)學業(yè)的念頭開始在我腦海里盤旋，繼而得到父母的強烈支持，他們關心的不光是媒體上不斷探討的大學生就業(yè)難，也是我這十幾年的知識儲備是否能夠應付越來越紛雜的社會。年少時在創(chuàng)作上的靈光乍現(xiàn)，不等于現(xiàn)實生活里我可以把人際關系處理得游刃有余，相反，長期與人的疏遠，反而造成了溝通上的障礙。十幾年讀書生涯，家庭的悉心照顧，也使得生活自理上，我的智商跌到負值。父母決
定把我送到更遠的地方鍛煉，這仿佛是他們抓住的最后一個機會，如果我再庇護在他們的臂膀下，等有一天自己飛向天空，也會有折翼的危險。
        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香港，這是每一個80后都夢想的地方。我們對于這座城市的認識全來自于上世紀90年代流行全國的錄像帶跟香港電影，《英雄本色》《喜劇之王》《旺角卡門》《重慶森林》，王家衛(wèi)、吳宇森等香港導演用攝影機放大著他們眼里香港的細枝末節(jié)，是黑幫火拼的戰(zhàn)場，是小人物百折不撓的土壤，是鋼筋水泥構建的銅墻鐵壁，也是浪漫愛情的起始跟終結。沒有一個詞語能夠概括香港的全貌，那個小小的電視機屏幕上，我們就知道香港是一座斑駁的城市。
        2009年8月底，我正式踏上這片魂牽夢繞的土地。
        初到香港，充滿了不適應，潮濕粘稠的空氣里散發(fā)著腐朽的味道。從學校到宿舍十分鐘的路程，走上一個來回，新?lián)Q的T恤也會被汗水浸濕，這種炎熱跟北京的暴曬是迥然不同的，是從毛孔里不斷散發(fā)的熱氣，讓人感覺到渾身的不自在，稍微一個簡單的動作，都要耗盡身體里的水份，躲在空調房里閉門不出，是最正確的選擇。
        跟燥熱的天氣相反的是，這城市的人以冷漠疏離的態(tài)度迎接我。我所有對粵語的學習來自于流行音樂跟TVB的電視劇，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完全派不上用場，面對著香港人效率至上的滿臉寫著不耐煩的面孔，我徹底變成了一個聾啞人，聽不懂，說不出。
        在學校附近的肯德基點餐，因為對燒味之類的食物毫無興趣，幾塊紅肉淋點醬油，加上一些菜葉就能稱為一頓飯？我胃口全無，只能選擇肯德基之類的快餐，香港的肯德基應該算是最便宜的食物，二十塊錢就能買到雞翅、雞腿跟一份灑了蘑菇汁的飯和一杯可樂。點餐的時候，我指明一種套餐，而飲料則選擇了雪碧，對面的服務員吃驚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開始交頭接耳，并且不斷地模仿著我的聲調重復著“雪碧、雪碧”。我愣在那里，耳根發(fā)燒，在北京再普通不過的點餐環(huán)節(jié)，在香港卻成為了別人的笑談。猛地抬頭，才發(fā)現(xiàn)餐牌上綠色的商標旁邊寫的是“七喜”。
        一個對我來講很微小的隨時可見的錯誤，在香港成為了遭到嘲笑的理由，拿過餐食，食物在我嘴里毫無滋味，滿腦子想的都是剛才中年女人的嘲笑。我生活在北京而養(yǎng)成的驕傲自信，被他們的嘲弄撕成碎片，這種感覺完全不是因為穿了一件不得體的、繡滿名牌LOGO的衣服而被有品位的人嘲笑，而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背景下，一種認為高級的對另一種低級的嘲弄：“看，你們內地人連雪碧跟七喜都分不清！”
        這件事情，讓我對這座城市有了敵意，我開始小心翼翼地與這里的人交往，害怕一不小心自己的點滴行為又會遭到嘲笑。我甚至開始用名牌來粉飾自己，以為在LOGO裝飾下就能獲得跟他們平等交流的權利。那件事情我也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父母，對這里食物、天氣的不適應，跟剛開始學著獨立的不適應，我都一股腦地傾訴給了他們。
        沒過多久，我又遭遇了更大的打擊，父親突然聲帶麻痹，無法正常交流，電話回家他嘶啞的嗓音讓我在香港默默流淚。父親不善言辭，每次打電話除了聽我的抱怨以外，說得最多的就是一句“注意安全”。在他心里，拿獎學金、鍛煉獨立，都是安全度過這段時光以外的事情，他囑咐我將這一年當做休息跟調整，我卻緊張得將它當做全新的挑戰(zhàn)。父親生病以后，我不敢打電話給家里，打過去也是算好他不在的時候，一面是害怕他用嗓過度，一面也怕聽見他撕裂的聲音。父親曾經在我剛上大一時也病過一次，突然就無法行走，只能癱在床上，我發(fā)瘋似的從學校跑到醫(yī)院照顧父親，還威脅著如果他不盡快地好起來，我就不要去上學了。直至半年后，父親的腿才逐漸復原。四年后，當我背井離鄉(xiāng)，同樣的劇情上演，我開始懷疑是不是因為我突然地離家，讓父親平添了牽掛，他才會突然病倒？
        2009年的十一長假剛過，我就找了個理由跑回了北京，陪伴在父親身邊，短短一個多月，我就從一個意氣風發(fā)，想在香港開拓一片天空的人，變成了一個對北京也逐漸陌生、無根的歸客，我突然在想，我究竟屬于哪里？
        這種焦慮的緩解，還是通過閱讀。去香港前，我就算過一筆賬，一本港版書80元，我一天看一本，看一年就相當于兩萬多港幣，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財富。
        沒有課的時候我就流連于圖書館，人性化的設計，當你想閱讀任何一本書的時候，都可以在附近找到舒適的座位。明亮的燈光下，紙張閃著特殊的光澤，豎排版、繁體字，重新舒展了中國文字的美，要仔細看，要精細讀，才不會錯過書里的細枝末節(jié)。反而習慣了簡體字的橫排版，看書只是囫圇吞棗般快速掠過。在香港的圖書館，我重新拾取了閱讀的樂趣。
        讀得最多的是港臺作家的書，因為種種原因不被大陸引進，一些歷史的真相通過他們的文字描寫抽絲剝繭地被還原，同樣一個時間點，究竟有多少種被解讀的可能性？教科書上反復被要求記憶的段落是否真的就是事實？每個人對歷史都有不同的演繹，哪個更接近事實的真相？這是我在閱讀中不斷思索的問題。
        我因為閱讀而變得平靜，因為寫作而重新反思人生的道路。
        12月，長篇正式開始動筆，剛開始因為一個新穎的題材而徹夜不眠，盼著天亮將喜悅與人分享，迅速地列出提綱，像自己哺育的孩子，怎么看都是欣喜。故事發(fā)生在北京，可當我置身其中的時候，反而覺得煙霧繚繞，并不具有書寫城市的資格，一旦離開，我對北京的想念以及眺望又促使我不得不寫一個關于北京的故事，距離產生美，原來用在寫作上也依然成立。
        像最開始的寫作，一邊上課一邊將紙張鋪在筆記本下面，思緒的每次靈光現(xiàn)都不肯錯過，記錄下來，帶回宿舍整理。由于鮮與人交流，所有的情緒都化在了筆墨里，白天與人保持距離，晚上卻全情投入在文字里。突然想到張愛玲也曾在香港就讀，那時她還有知心的炎櫻，而我恐怕什么也沒有，只靠著電話線跟網線維系著北京到香港間的距離。
        寫累的時候會出去走走，不是按圖索驥拿著自由行的攻略像個觀光客一樣直奔目的地，而是隨心所欲地融入香港人的生活，菜市場、茶餐廳、公車站、特賣會，我穿梭其中，并不需要過多的言語交流，我只是用一雙眼睛在捕捉香港人的生活。他們效率至上，地鐵自動扶梯上，站著不動的永遠是游客，香港人從左邊魚貫而上，一點時間都耽誤不得。香港女人的腳下很難見到高跟鞋，平底鞋雖然襯著她
們并不纖細的小腿，但擠地鐵、公交，搶電梯，一雙平底鞋就發(fā)揮了作用，這片土地，女人比男人更富有生命力，就好像香港當時最吸引外國殖民者的是陰性的特質，脂粉氣的妓女曾經是香港的象征。
        在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我驚異地發(fā)現(xiàn)香港反而能讓我平和下來。幾次因為辦事而不得不去深圳、廣州，卻是高度戒備，把一切值錢的東西留在香港，一出關就對周圍的人和事提高警惕，死死地握著自己的錢包跟證件，一旦有人距離過近，就散發(fā)出敵意的目光。回到香港，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氣場，雖然不能靠近，卻也不會造成威脅，低犯罪率讓我就算忘記把包拉上拉鏈，也不會擔心有任何危險，這城市雖然冷漠，卻也安逸。
        接觸多的香港人還是同學范疇，他們對于我滿嘴的京片子開始還不適應，總覺得我嘴里像含著一個東西，嚼不動也咽不下去，就那么卡在口腔里發(fā)出的聲音含混不清，他們聽我講話的感覺，就像我們聽周杰倫唱歌的感覺。到了后來，他們反而有點喜歡我講話的腔調，帶著點玩世不恭，又帶著點皇城的氣派，有一個年齡相仿的香港女生，最后纏著我要學北京話，她想用粵語作為交換，而我卻擺了擺手說：“算了吧，你們這個鳥語我學不來的?！?BR>        我可以聽得懂粵語，可以看得明白廣東話的文章，但惟獨開口講對我是那么困難，學校里福建跟上海人是學粵語最快的兩個地區(qū)，他們可以為了留在這個城市，迅速地跟當地人打成一片，而我始終保持了疏離的態(tài)度，盡管我跟香港一點點達成諒解，但是我始終覺得自己還是屬于北京。香港本身就是一個根基漂泊的城市，而我明確著自己的根還在北京，在五四大街四號院的那棵大棗樹旁。
        在香港最后的日子，泡在了香港書展上，被喻為全亞洲最有秩序跟檔次的書展，我置身其中，卻并不認同這個說法。去年的香港書展由于允許嫩模入場，會場秩序一片大亂，作家跟模特出現(xiàn)在同一場合，本來就是對文學的不敬。今年雖然明確禁止在會場內舉辦寫真集的簽售，但出版商派穿著印有模特頭像的人在會場內發(fā)放簽名券，寫真集則照常擺在顯眼的位置售賣。邀請的港臺作家的讀者見面會，讀者并不多，看熱鬧的多過真心喜歡的，隨心所欲提出的問題，顯然從未閱讀過作品。惟一留給我深刻記憶的是，之前一天剛在報紙上看見三個美國長大的香港小孩，利用假期的時間去西藏旅游，看見當地人艱苦的生活環(huán)境，決定出一本書幫助他們，將所有的收益捐給西藏的孩子們。書展現(xiàn)場，三個小作者親自推銷自己的作品，年紀最大的哥哥舉著廣告牌在展區(qū)游走，每當有人關注他們的作品，他們就會異
常興奮，仔細地簽上自己的英文名字，每賣出一本，他們掛念的西藏小朋友就多了一份保障。
        一年的生活飛快地過去，我總是幻想著在香港的最后一天，應該在旺角的街道坐上一個通宵，看這座城市從燈紅酒綠到安然入睡，再重新被光芒普照。但是這個設想被超重的行李所粉碎。在香港的最后一晚，我安然入睡，和她道了一聲晚安。香港，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