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北京胡同

    北京人，祖籍山東肥城，1983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一直供職于北京日報報業(yè)集團，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書香?？⑽幕瘜Э汀侗本┤請蟆肺乃囍芸尉庉嫸嗄?，曾任同心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編報、編書20余年，閑暇時，喜歡舞文弄墨，對文藝評論情有獨鐘，寫過千余篇電影、戲劇、文學和電視劇的評論、論文，曾獲多種全國及北京市文藝批評獎，有《喧囂與寂寞》 、 《中國婦女向后轉》 、 《雅俗》 、 《速讀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張恨水卷》 、 《京劇常識》等專著問世。

    胡同是北京的標志，時髦的詞兒是名片，也是北京的象征。除了皇城，北京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非胡同莫屬。我們在很多影視作品中都能看到這個非常經(jīng)典的鏡頭：成片的青灰色的瓦，覆蓋著鱗次櫛比的房頂，掩映在洋槐巨大樹冠的清蔭下，一群鴿子歡叫著沖天而起，在空中盤旋，清脆的鴿哨兒打破了周圍的寧靜。這時我就想，在這里，有我的家，有我生長、生活的故土，也有我生命的根。年輕的時候，還不覺得這有多么的重要，我甚至覺得，胡同里長大的人，不太容易形成濃厚的鄉(xiāng)土觀念?，F(xiàn)在年長了幾歲，才知道事情沒有這么簡單，人的記憶和情懷，是會在心里慢慢生長的，從一棵幼苗，成長為參天大樹。
    我家祖籍不是北京，而是山東肥城。清朝末年，山東大災，我爺爺兄弟三個，一個下了南洋，一個闖了關東，一個來到北京。據(jù)說，我爺爺初到北京的時候只有十三歲，還是個未成年人呢。后來，娶了我奶奶，我父親就出生在這里。再后來，就有了我。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五年，東城、宣武、崇文、朝陽、豐臺都住過，大部分時間是住在胡同里。說起北京的胡同，雖然都叫胡同，其實大有不同，等級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素來就有“東富西貴，北貧南賤”的說法。這里所說雖然并非專指胡同，但事實上，胡同確有“富貴貧賤”之分。東城西城的胡同，就是比崇文宣武的胡同高出幾個檔次；而外城的胡同一定又比內城的胡同簡陋破舊得多?，F(xiàn)在一說胡同，就聯(lián)想到四合院，聯(lián)想到磨磚對縫的大瓦房，聯(lián)想到“石榴、肥狗、胖丫頭”。其實，這類四合院在胡同里并不占多數(shù)，而且，主要集中在東城、西城。崇、宣武、朝陽、豐臺，主要還是大雜院，有些甚至連大雜院都算不上。上世紀80年代，我先后住在宣武區(qū)的石頭胡同和崇文區(qū)的營房寬街，那兩個小院雖各有千秋，但與四合院卻是風馬牛不相及，可以想見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在居住條件方面的差異。
    這種差異首先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元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聽從了謀臣劉秉忠等人的建議，定都于北京。劉秉忠就是最早主持規(guī)劃設計并修建北京城的人。他雖然曾入佛門，是個和尚，但他熟讀儒學經(jīng)典，尤精于《易》，因而，他在規(guī)劃設計元大都時，不僅考慮到了五行八卦和陰陽術數(shù)的思想，而且，一定符合《周禮·考工記》中關于帝王之都建設布局的要求。這是一座近似正方形的城市，四面各有三座城門?；食俏挥诔鞘兄行?，皇城之內還建有宮城。以宮城為核心，前方為朝廷，后方為市場，左邊有祭祖的太廟，右邊有祭拜天地的社稷壇。城內開辟南北干道和東西干道各九條?？v橫交錯的大道將全城劃分為五十個坊，坊與坊之間更有大街小街相互交通，大街寬二十四步，小街寬十二步，大街小街之外還有胡同，使得交通往來十分便捷。不過，在建設過程中，北面并沒有按照制度修建三座城門，而是少一座，似乎是應了“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的陰陽大象。但在民間，人們還是喜歡那個近乎神話的傳說：為了鎮(zhèn)住苦海幽州的孽龍，北京城是按照哪吒形象修建的。這個傳說至少有兩個版本，有人說，哪吒啟發(fā)了劉秉忠；也有人說，哪吒啟發(fā)了劉伯溫和姚廣孝。
    總之，北京胡同的大格局，是在劉秉忠的時代就形成了。大都建成之后，忽必烈曾頒發(fā)圣旨，要求原在金都舊城居住的官僚、貴族以及富戶遷入新城，每戶可以建一座占地八畝的院落。這是北京胡同的第一批居民。到了明朝，劉伯溫和姚廣孝再修北京城，這種局面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清朝入關后，則基本上沿襲了明朝舊制。區(qū)別只在于，八旗入城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清軍進入北京的第二天，就強迫內城居住的漢人三天之內遷到外城或其他地方去，并將內城劃為八旗駐地。于是，新貴族取代了舊貴族，而皇權依舊是至高無上的，官本位也是不容置疑的。那時，原來居住在內城的平民百姓、漢族商戶，以及外地來京趕考的舉子，都要在外城建房居住，這形成了外城新的胡同格局。上世紀80年代初，單位分我一間房，九平方米，就在前門外石頭胡同。一個細長的小院，擠了大約十戶人家，說是院子，其實只是一條一兩米寬的過道。一家挨一家擠在一起，有時真像是一戶家人。那時兒子剛出生幾個月，還不會爬，看他睡著了，我
和媳婦出去遛彎兒。結果就出事了。因為房子太小，放不下另一張床，我們就在兩只沙發(fā)上搭一塊木版，兒子就睡在這張“床”上。沒想到，他睡醒后，一哭一鬧，竟順著兩只沙發(fā)之間的空擋，滑到沙發(fā)后邊去了。街坊們開始還聽到孩子哭，一會兒沒動靜了，又不見我們倆回來，急忙從窗戶爬進去，抱出孩子，送到附近的友誼醫(yī)院。我們剛走到胡同口，還沒進院子，就聽說孩子出事了，急忙趕到醫(yī)院，兒子已經(jīng)從窒息中被搶救過來了。我一眼看見他，他帶著滿臉塵土還沖我笑呢。
    真是這樣的。居住在胡同里，總會遇到一些不如意，不方便，但也有許多可以留戀的地方。幾年后我們離開石頭胡同，搬到崇文區(qū)的營房寬街，還時常想起那個小院。新居是在紅橋大街和幸福大街之間，院子依然很小，四間房，住了三戶人家。但我家房子的面積增加了，院子里還有兩棵棗樹，讓人賞心悅目。就是房子更破，胡同里，垃圾、塵土更多，難得有人清掃。有一年下大雨，房子漏得十分厲害，我從外面采訪回來，家里已經(jīng)四壁淌水，頂棚整個掉了下來。看到這個場面，我難過得幾乎要落淚了。可是能有什么辦法？我們也只能把睡覺的地方用塑料布蓋好，其它地方索性讓它漏去。那天晚上，我在桌子上支起一塊塑料布，趴在里面把當天的新聞稿寫完。不久，這一片胡同就被拆了，蓋起了新的居住小區(qū)，我于是再次搬家，住進了單位在東單二條的宿舍。雖然也是平房，條件卻好多了。
    東單位于東城，市中心，離王府井隔一條街，距天安門也不遠，路口原來立牌樓的地方，現(xiàn)在掛著“銀街”的標志。這在北京也算是塊“風水寶地”。說起來，我就出生在東城，東四五條胡同，那里有我家的老屋?！毒煼幌镏靖濉贩Q，五條胡同有水井一眼，不知是否就是我家東屋的那一眼井。老北京，甜水井少，苦水井多，很多人家吃水，要靠賣水的往家里送。我們家，從我爺爺那輩兒起，就靠賣水為生。我父親十幾歲就拉著水車，沿著胡同挨家挨戶地送水，一挑兒水掙二分錢。那個時候，賣水沒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都是先吃水，到了月底或年底再結賬。倒也不是民風淳樸，因為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誰也不會為了一兩挑兒水鬧意見。聽我奶奶說，那時她經(jīng)常背著我去收水費，拿到錢，就在路上買一些零食給我吃。大約在我四五歲時，政府給胡同里普遍裝了自來水，送水這一行就被淘汰了。東屋里的水井就是那時填的。聽說“文革”初期，有人揭發(fā)水井里埋了財寶，紅衛(wèi)兵還來挖過，好像也沒挖出什么東西。
    我家是上世紀60年代初從老屋搬走的。也是山不轉水轉，這一轉，就轉了三十年，現(xiàn)在轉了回來，卻已經(jīng)今非昔比了。北京的城市建設突飛猛進，勢不可擋，更多的胡同都面臨著被拆的命運。很快的，這命運就降臨在東單一帶。東單的頭條、二條、三條，都在拆遷的范圍之內。這一次，我家徹底搬出了城區(qū)，離開了居住大半生的胡同，先是方莊，后是望京，而我們曾經(jīng)住過的地方，建起了東方廣場那一片高大的建筑群。有時我去先鋒劇場看戲，還能回想當年住在這里時的情景。那時，青藝小劇場就在我家旁邊，看戲非常方便。而我去報社上班，就像散步一樣，幾分鐘就到了。
    現(xiàn)在，這一切都已成為往事。即使報社周圍的胡同，怕也要拆光了。我們經(jīng)歷著太多的北京胡同的變遷，也深切感受到胡同的衰落。我的心情竟變得復雜起來，有失落，也有悵惘，甚至還有一些欣喜。特別是想到那些無力自己改變居住條件的老街坊，沒有政府的拆遷改造，怕是要永遠住在那些窩棚式的老房子里。我不敢說他們多么喜歡胡同，但胡同卻給他們，當然也給我，留下了太多的牽掛。
    在黔東南旅行，沒有一個好的司機和導游是不行的。
    黔東南是大山的世界，山連山，山外山，山套山，高的有兩千米，矮的也有三四百米。山里的路都是曲曲彎彎的，盤著山繞著谷，
路面也不寬，兩輛汽車勉強可以錯車通過。司機開車，不能像在大馬路上那樣撒歡，一只手握著方向盤，叼著香煙，吹著口哨，扯著閑篇，如果這樣那是非翻到山下跌得粉身碎骨不可。山里的司機，都是目不轉睛地盯著前面，兩手緊握方向盤，不聊天，不抽煙，不敢有絲毫懈怠。況且，相當多的山路還是鄉(xiāng)級路，說白了就是坑洼不平的黃土道，趕上晴天，塵土飛揚，趕上下雨，泥濘不堪，司機就更不敢麻痹大意了。
    我們的司機師傅，看樣子不到四十歲，偏瘦，留分頭，一張黃黃白白的尖臉。他開一輛十排座的黃色大轎車，車的風擋玻璃上貼著“凱里——三穗”的字樣，說明他是跑凱里、三穗之間的長途客運司機，拉我們游黔東南是臨時安排的。他寡言笑，輕易聽不見他吭聲，到了岔路口，不知道該怎么走了，才問一下車上的導游。我怕走山路，坐在車上，俯視山澗斷崖，老是緊張，不是怕輪胎爆了，就是怕煞車失靈，心里撲騰撲騰直跳。
    司機師傅可是鎮(zhèn)定得很，手上腳上控制得非常嫻熟，車子左盤右拐，穩(wěn)穩(wěn)地行駛在盤山路上，使你不得不感覺踏實。只有一起吃飯，才能聽到司機說話。我們這些人都是作家，我得承認，我沒寫過什么像樣的東西，那幾位可不同，都出版過小說集、詩集、長篇小說，寫過有影響的大戲和電視連續(xù)劇，在文壇上個頂個的不含糊。
    雖然說話隨便，卻都透著學問。司機自覺插不上嘴，就給大家倒茶、盛飯，殷勤地勸大家多吃一點。我們也都看他辛苦，勸他吃好喝好，注意休息。交談中我知道，他姓聶，漢族人。他這輛車，是老板從別人手里買的二手車，老板跟車賣票，雇他駕駛，每月掙個兩千來塊錢。他住凱里，老婆孩子住在三穗，天天這么跑，風雨無阻，也怪不容易的。
    大概是旅行的第二天，我們離開風景如畫的雷公山，進入了兩汪鄉(xiāng)地界。天上下著綿密的小雨，道路濕滑，在經(jīng)過一段陡峭的泥路時，車子怎么也上不去了，車輪空轉，紋絲不動。為減輕重量，我們全體下車，車子依然動彈不得。只見我們的司機，借了把鐵鍬，把車輪下的泥巴鏟去，轟了幾腳油門，車子還是不走。又把路上堆的碎石子撒在路面上，增大輪子的摩擦力，車子還是耍賴。我們只好使出最末一招，大家一齊上，在后面幫著推車，車子才吼叫著爬上了斜坡。對這種情況我們幾個嘖有煩言，司機卻跟沒事似的，什么都不說。中午，我們去導游家吃飯，司機在路旁看車，沒去吃，也不抱怨。
下午，從兩汪鄉(xiāng)啟程，經(jīng)朗洞到卡寨，已是薄暮時分，前面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趕，估計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到達榕江縣城。不想這個時候，車子又不走了。這回是車子本身出了故障。司機顧不得泥水，鉆到車下，鼓搗了半天，又前進了幾百米，終于又癱瘓下來。這時天已大黑，前后左右全是茫茫大山，一個燈亮也沒有。司機又鉆到車下，躺到泥里，靠著打火機和一個小手電的微光，檢修這輛老爺車。我們則在車前走來走去，焦急地等候著。